柔伊。純粹。文學 Zooey。Pure。Literature。

英國皇家

植物園巡禮

PLANTS

   FROM ROOTS TO RICHES  ( II )

第4章

大地染上了晚疫病

BLIGHT ON THE LANDSCAPE

    十九世紀晚期，試圖探索真菌各種不同作用的其中一位，是如今以她的兒童繪本而更為人知的科學家──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她繪製的真菌圖片非常詳細準確，而且她還涉足專業的真菌學領域。例如，她不僅會畫出子實體，也會畫出真菌生命週期中、於不同階段出現的所有型態。她也試著培養孢子發芽，並繪出了英國第一個關於單純銀耳(Tremella simplex)的記錄。

       細緻地觀察真菌及其習性的結果，使波特開始對地衣深深著迷。對十九世紀的科學家來說，這些居住在地球上某些最極端環境裡的生物，仍是個謎。瑞士科學家西蒙‧施文德納(Simon Schwendener)擁護秋百瑞率先提出的想法，認為地衣是由真菌和藻類兩種不同的生物所構成，彼此維持一種寄生關係。在波特親身觀察後，她也開始相信施文德納是正確的。然而，和那時大多數科學界的女性一樣，她發現要讓學界認真看待她的看法是非常困難的。吉姆‧恩德斯比繼續這麼講述這個故事：「一八七四年，英國博物學家詹姆斯‧克榮比(James Crombie)曾譏諷，這整個關於地衣的想法就像是『被俘虜的藻類少女』和『暴君真菌主人』間不自然的結合一樣。事實是，碧雅翠絲‧波特這個名字已經和這古怪的理論畫上等號，這讓學界無法公平評判她的主張。」

       波特熱忱地試圖找出地衣的真相。她在自家廚房裡培養藻類細胞和真菌孢子，觀察這兩個合作夥伴如何結合在一起，形成單一的有機體。要發表這類研究結果的最佳場所是林奈學會，但當時林奈學會並不接納女性會員。一八九七年，當她的研究終於能在林奈學會中發表時，卻必須由皇家植物園的真菌學家喬治‧馬西(George Massee)來代替她宣讀。在她的私人日記中，波特表現出對這位代言人的不屑：「我認為，在經過幾個階段的發育後，他自己也長成一株真菌了。」這篇經同儕審查的論文仍需進一步的修改，但波特從來沒將它完成。顯然，在這次經驗後，波特已對科學界感到幻滅，故轉而致力於兒童書寫，繪出她的幻想世界。

第15章

植物醫藥

BOTANICAL MEDICINE

    英國科學家羅伯特‧羅賓森爵士(Sir Robert Robinson)是一九四七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這位知識巨擘的研究橫跨有機化學的各個領域，其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研發出如何以人工方式量產盤尼西林，也因此拯救無數生靈。不過，在他的諾貝爾得獎引文中更被加以強調的成就，則是「在生物學上極為重要的植物產物研究，特別是生物鹼(alkaloids)」。因此，什麼是生物鹼？為何它擁有如此高的價值呢？

       生物鹼是植物產出的生化化合物當中的一類。雖然生物鹼的功能尚未被完全釐清，但它確實提供了植物本身一些保護作用，對抗病原菌與草食性生物。植物不像動物，遇到威脅時無法逃跑，因此得仰賴化學物質來保護自己。它們利用自身合成的化合物，也就是所謂的特殊或次級代謝產物(specialised or secondary metabolites)來對抗威脅。多數的生物鹼都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有苦澀味。苦澀味能驅走多數的草食性生物以及人類；然而，這些化合物也能為人類提供某些益處。它們通常能被當成藥物使用。

       英國皇家植物園佐爾實驗室(Jodrell Laboratory)的副主任莫尼克‧西蒙茲(Monique Simmonds)博士研究植物產出的化合物成分，並分析它們不同的藥物潛能。「這些成分並非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存在，」她表示。「它們的存在目的，通常是為了保護植物本身，比如對抗昆蟲。」同時，有些成分則會使植物的葉片與莖幹上的細微小洞閉合，這與人類細胞調節發炎反應的過程類似，因此這些化合物可能具備了開發成抗風濕藥物的潛能。

       現今使用的強效止痛劑嗎啡，是在一八○四年被發現的。它是最早被發掘的生物鹼之一，但分子結構卻遲至一九二五年才被羅賓森爵士解構出來。其他的生物鹼還包含可用來治療瘧疾的奎寧(quinine)及其後續衍生物，以及在馬達加斯加的長春花(Catharanthus roseus)中發現的化合物，它可用來治療兒童白血病與霍奇金氏病。

       羅賓森最重要的突破是，他使用天然的原始材料與條件來合成這些強效複合物(以較簡易的材料產生化學反應並生產之)，這個新方法與過去大相逕庭。以往是利用高溫、高壓的方法來製造所需的活性化合物。羅賓森的第一個成功例子是托品酮(tropinone)，它被用來治療某些心臟症狀與支氣管問題，在進行眼科手術時也會使用。

       藥用植物的歷史可追溯到很久以前。遠在科學家們開發出研究方法、來探討植物化合物及其獨特醫藥用途間的關聯性之前，人們就開始用它們來治療疾病了。以毛地黃(Digitalis purpurea)為例，外觀上它迷人的粉色、紫色鐘形花朵形象，和它實際所具有的毒性特質截然不符，這點可由它的暱稱「死人之鐘」窺見端倪。然而，它的治療功效卻是人類長久以來早已知曉的事實。一位英國醫師、同時也是植物學家威廉‧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他從古老的口傳知識中得到啟發，嘗試以毛地黃的浸液來治療水腫；該水腫是因體液淤積而引起的腿腫，經常與充血性心臟問題有關。他寫到：「在一七七五年，當我被徵詢一個治療水腫的家庭療方時，得知了在什羅普郡有位老婦人長久保存著這個密方。有時候一般醫生無法治療的病例，卻能被這位婦人成功治癒......這藥方包含了二十種以上的藥草，但深諳此道的人其實不難發現，這當中具療效的藥草就是毛地黃。」他將其拿來治療病患，成功率竟高達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八十。但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晚期，毛地黃中的兩種主要複合物──長葉毛地黃苷(digoxin)以及毛地黃毒苷(digitoxin)才被分離出來，並被成功鑑定出這兩種活性化學物質具有調節心臟運作的功能。

    柳樹皮被視為草藥，這樣的紀錄在官方史料上極少出現；它被發現具醫藥特性的過程，純粹是機緣。一位英國牧師愛德華‧斯通(Edward Stone)記載：「過往的經驗讓我發現，有一種英國樹木，它的樹皮是強效的收斂劑，對於治療瘧疾﹝熱病﹞與間歇性的疾病極具療效。大約六年前(一七五八年)，我無意間嚐了它一下，它極端的苦澀味太讓人驚訝了；但同時也讓我猜想到，它可能擁有祕魯金雞納樹皮(cinchona bark)的特性。」斯通為此收集了一些柳樹皮，將它們乾燥後磨成粉末，並在他家附近的牛津郡鄉間地區對村民進行試驗。他將試驗結果發表於當時權威的科學雜誌《自然科學會報》(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隨著對柳樹的興趣日益升高，一八二八年，一種名為柳醇(salicin)的化合物被證實是柳樹所具有的活性成分。它在實驗室中可轉化為水楊酸(salicylic acid)，是一種強效的解痛劑，但也與引發胃痛和胃潰瘍有關。一八九九年，德國科學家將水楊酸化為乙醯柳酸(acetylsalicylic acid)，對胃部較無副作用。這就是現在所熟知的阿斯匹靈。

       罌粟(Papaver somniferum)的醫療效果，和它細緻美感的鮮豔花朵及獨特的圓果外殼一樣，長久以來都備受讚賞。鴉片就是從罌粟的乳白色汁液中萃取出來的。希臘與羅馬時期的史料記載，罌粟是一種能紓解悲傷與減輕痛苦的藥物；而文藝復興時期的藥草學家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則相信罌粟能使人永生。到了十九世紀，當時的中國強烈反對英國傾銷印度鴉片進入中國市場，因此鴉片成了兩次戰爭衝突中的要角。罌粟所含有的主要活性化學成分，就是首個被分離出來的生物鹼──嗎啡。嗎啡在一八○三年被成功分離，一八二七年被命名，並開始在德國進行商業量產。

    當然，皇家植物園也注意到了生物鹼的藥用益處。十八世紀晚期開始至今，世界各地的藥用植物都陸續落腳英國皇家植物園，被培植、研究，並分送至其他植物園。而自一八四○年起，英國皇家植物園與英國皇家藥學會也開始收集生藥，如磨成粉末的樹皮、切成塊狀的根、乾燥的葉片，以及無數的藥材。如今，皇家植物園的經濟植物典藏中心(Economic Botany Collection)大約存有兩萬份的樣本。在光潔木櫃內的收藏，見證了那個年代裡無畏的植物獵人、先驅的藥理學家、以及早期製藥者們的努力成果──在那個有至少四分之三的藥物都是從植物中萃取出來的年代。近來典藏中心增加的收藏，還包括了過去二十年間自中國收集而來、將近四千種的藥草，反映出全世界醫藥與醫藥系統的持續進展。

       這些皇家植物園的木櫃，是十九世紀下半期藥師們的醫藥訓練箱。木櫃裡的藥材提供了藥師絕佳的機會，可以提早認識大量的藥用植物；這些藥草被認為可以治療維多利亞時期的各種疾病。在當時，人們對七大罪中的暴食似乎不太在意，因此有許多疾病都與消化不良有關。治療的瀉藥中包含了番瀉葉(senna)，亞洲大黃(Asiatic rhubarb，與英國植物園的品種不同)，以及蘆薈。蘆薈的黑色乳汁之功效，與現在拿來舒緩用的蘆薈凝膠，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另外，櫟癭(oak galls)則被認為能有效治療腹瀉。

       在經濟植物典藏中心(EBC)，可以找到更多維多利亞時期的療方，治療更嚴重的健康問題。比如鴉片產品，像鴉片酒就是頗受歡迎的止痛劑，上至維多利亞女王、下至嬰兒都會使用，女王就曾在分娩時使用過。烏頭(Aconitum napellus)，是莎士比亞劇作裡家喻戶曉的角色──羅密歐用來自殺的毒藥。加入烏頭的溶液，是當時廣泛用來治療熱病及所謂「汗症」的療方。治療熱病在當時是極其重要的事，因為不僅大英帝國在不斷擴張的世界各領地內有著嚴重熱病，就連自家門口也備受威脅。每年夏季，倫敦、肯特郡、諾福克郡與林肯郡的沼澤地區皆有熱病流行，而這熱病就是我們熟知的瘧疾(malaria，後來被稱為agues)造成的。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年少時就曾得到熱病，並終其一生深受反覆發作的痛苦所折磨。當時認為這些病症是「壞空氣」造成的，此即malaria一詞的由來。

    藥用植物發展史與皇家植物園兩者最精彩的交集，就是抵抗瘧疾這點了。經濟植物典藏中心(EBC)的收藏品中，有超過一千種的樣本都與金雞納(cinchona)的發展及用途相關。金雞納樹的樹皮擁有療效，它內含奎寧及各種衍生物，可以對抗引發瘧疾的瘧原蟲(Plasmodium parasites)。據說金雞納樹是以西班牙金瓊(Chinchón)伯爵夫人來命名；傳聞在一六三八年時，就是該樹皮治療了染上熱病的伯爵夫人。而當時熟知這帖自然療方的耶穌會傳教團，則將其稱為「金雞納」(quinquina)或「樹皮之王」。

       包括大英帝國在內，對那些有染指熱帶地區野心的歐洲帝國主義者來說，瘧疾真的是一種災難。數以千計的生命在非洲與亞洲的擴張征戰中喪生。在十九世紀一位英國船員的詩歌疊句中，這段歷史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被巧妙總結出來：「要小心注意那貝南灣啊/四十個人去了只得一人返。」如今，前線迫切需要對抗瘧疾的療方，因此尋找金雞納樹皮抵抗瘧疾的任務刻不容緩；但找尋收集金雞納樹皮的工作卻面臨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它的原生地分布於安地斯山脈一些最不易到達的地區； 另一個問題是，金雞納樹約有三十種物種，但沒有人知道是否所有種類、或當中只有某些種類的樹皮才擁有神奇的力量。

金雞納樹

    為了帶回金雞納樹的樹皮及種子，數十個探險隊整裝出發，但大半都鎩羽而歸，許多採集者都被叢林給吞噬了。十八世紀時，法國的拓荒者拉孔達明(Cha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他也使我們注意到產生橡膠的樹種)設法尋得了正確的金雞納樹皮與種子並準備運往歐洲，但它們卻隨著沈船沒入了大海之中。就如同馬克‧宏尼斯保(Mark Honigsbaum)的著作《熱病之路》(The fever trail)中寫的：「這樹似乎像是被古老的印地安詛咒所保護著。」

       金雞納樹與種子最終還是成功地運抵了歐洲。一八二○年，法國的化學家皮埃爾‧約瑟夫‧佩爾蒂埃(Pierre Joseph Pelletier)與約瑟夫‧凱文區(Joseph Caventou)首次在實驗室中將奎寧從金雞納樹皮中分離出來，不久之後佩爾蒂埃便在巴黎建立了奎寧萃取廠。在這重要的新藥探索爭逐賽中，英國也不甘落於人後。一八二三年，霍華德氏藥廠(Howards & Sons)也開始生產奎寧生物鹼。霍華德氏家族企業的一位後裔約翰‧艾略特‧霍華德(John Eliot Howard)，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受矚目的奎寧專家之一。他同時身兼植物學與化學的專業背景，為他在辨別倫敦碼頭上一袋又一袋的金雞納樹皮時帶來莫大助益。在倫敦家中的溫室，他也致力於種植不同種類的金雞納樹，更是增長其專業知識。約三十種的金雞納樹彼此相似，容易雜交，而每種樹皮都有著各自不同的藥用生物鹼圖譜；雖然如此複雜，但霍華德總是能夠找出其中最有效的種類。

    然而當時的夢想，是希望能在大英帝國所控制的領土內廣泛種植金雞納樹，並大量生產優質低價的奎寧。由於當時英屬印度的瘧疾致死率相當高，想當然耳，印度當局自是極力推行這項計畫。此計畫由英國皇家植物園規劃，他們組織了一個英國團隊，於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年間啟程航向南美洲。理查德‧斯普魯斯(Richard Spruce)與他的植物學家同僚們收集了種子與植株，帶回皇家植物園，並將它們寄送到印度。那些在艱困旅程中存活下來的、並在之後也被證明能產出奎寧的植株，便在大吉嶺山丘地與南印度等地廣泛栽種。隨後在一八六○年代，醫療官員們在馬德拉斯(Madras，即現今的清奈)、孟買(Bombay)與加爾各答(Calcutta)等地進行大規模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將移植印度的樹種樹皮中萃取的四種奎寧生物鹼合併使用，對於治療瘧疾有很好的效果。隨後，印度當局更利用龐大的郵政系統來廣發奎寧，以確保即使是偏鄉地區最貧窮的人民，也將能取得奎寧來治療瘧疾。

       相反地，也有著與英屬印度截然不同的例子。當時，在荷蘭的殖民地爪哇種植了一種特殊的金雞納樹品種，該品種含有豐富的主型態奎寧生物鹼，在歐洲藥典中備受青睞。爪哇靠它締造了豐盛的外銷產業。查爾斯‧萊傑(Charles Ledger)隨後也到玻利維亞收集了該品種的種子，當然他少不了在地嚮導的陪伴，如果採集過程中沒有在地嚮導的陪伴，這些歐洲的植物採集者沒有一個能生還，更別提要找到目標植物，或理解其用途了。萊傑的嚮導是曼努‧音夸‧馬瑪尼(Manuel Incra Mamani，這位在地嚮導的名字能為世人知曉，這例子實在很罕見)。但可惜的是，萊傑與馬瑪尼都沒能在這項尋覓種子的功績中獲益。一八六五年，當收集到的種子抵達倫敦時，印度的金雞納樹培植事業已經相當成熟，因此皇家植物園對這批種子興致缺缺。最後，這批種子僅以六百荷蘭盾(相當一百二十英鎊)賣給荷蘭，馬瑪尼則因走私種子被逮捕，數年後就去世了。

       因為歐洲對金雞納的需求，使得金雞納樹被大量砍伐剝取樹皮，到了一八五○年代，原生地安地斯山脈的金雞納樹量幾乎已瀕臨耗盡。還好，荷蘭與英國及時在他們的亞洲殖民地種植了金雞納樹。

       一九三○年代，研究人員將奎寧化成氯化奎寧(chloroquine)與伯氨喹(primaquine)，這是最早被合成出來的兩種奎寧衍生物，且都是有效的抗瘧藥劑。但隨著對這些療方所產生的抗藥性越來越高，新藥的研發也跟著驅動。一九九○年代，持續進行的新藥研發達到了巔峰，當時發現一種相當有潛能的抗瘧劑 ──青蒿素(arteminisin)，它是從黃花蒿(Artemisia annua)分離出來的生物鹼，其原生地在亞洲的熱帶地區。

       能夠發掘青蒿素，得歸功於傳統中國醫學的啟發，傳統中醫就有用來治療熱病的藥草。古老與現代的傳統知識相繼提供重要的線索給研究者，來辨識這類藥草。估計資料顯示，世界上已知的植物種類當中，大約只有百分之二十被研究、開發其藥用潛能；在這種時候，這些線索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了。

       即使如此，在所有的藥物當中，就有約四分之一來自植物或真菌產出的化合物；從後者開發出來的藥物中，就包含了抗生素、免疫抑制劑、治療高膽固醇的藥物，以及抗癌藥物。皇家植物園正在進行研發的，是可被用來治療輕微至中度阿茲海默症的加蘭他敏(Galantamine)；另外與萊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共同合作的實驗則證實了，從稻米分離出來的麥黃銅(tricin)具有治療乳癌的潛能。

       皇家植物園的研究人員站在研究的最前線，帶領我們更進一步地了解植物所含有的化合物圖譜，這些知識能夠解釋藥用植物在傳統上的用途。「皇家植物園已經是公認最值得信賴的單位，」實驗室副主任西蒙茲表示。「我們每年有超過一千項的諮詢，希望能協助鑑定藥用植物。這當中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植物在鑑定後，發現根本不符合其原先所聲稱的藥物、化妝品或食品用途。有時候是因為植株不正確，或是取錯了萃取液。我們最常被請求鑑定的物種，就是人蔘。我們得檢查在市場上販售的人蔘是來自美洲還是亞洲的品種，因為美洲品種是受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所保護的；這也是皇家植物園在動植物保育上應負的責任。此外，我們也會檢查送檢樣品是否有毒性物質存在。」

       皇家植物園的藥劑師梅拉妮‧豪斯(Melanie Howes)致力於研發治療失智症的藥物，她由睡茄(Withania)著手進行研究。這種原生於印度的美麗植物有著天鵝絨般的葉子，及包裹深橘色莓果的紙質外鞘，通常被稱為印度人蔘(Ashwagandha、Indian ginseng，也稱冬櫻花)，它的名稱恰好顯示了其在醫用潛能上的重要性。在悠久的古印度阿育吠陀醫學中，印度人蔘一直是抗疲勞、疼痛與壓力的補品。

睡茄，印度人蔘。經研究認為，其生化特性有對抗失智、痛風、糖尿病及癌症的潛能

    皇家植物園的藥劑師梅拉妮‧豪斯(Melanie Howes)致力於研發治療失智症的藥物，她由睡茄(Withania)著手進行研究。這種原生於印度的美麗植物有著天鵝絨般的葉子，及包裹深橘色莓果的紙質外鞘，通常被稱為印度人蔘(Ashwagandha、Indian ginseng，也稱冬櫻花)，它的名稱恰好顯示了其在醫用潛能上的重要性。在悠久的古印度阿育吠陀醫學中，印度人蔘一直是抗疲勞、疼痛與壓力的補品。

       豪斯與紐卡索大學合作研究印度人蔘的根部萃取物；經過測試之後，發現萃取物中的物質對導致失智症的兩種認知型障礙有阻抗效用。而其他研究單位也對印度人蔘的其他生化物質進行分析研究，以期能應用於治療痛風、糖尿病與癌症上。

        先進的高端技術，伴隨著來自傳統藥草知識的民俗醫療指引，使得科學家篩選潛在藥物的工作如虎添翼。以DNA為基礎的研究，讓植物學家們能更加清楚地瞭解植物種類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幫助他們找出具有類似生化特性的植物，進而篩選出有藥用潛能的物種。

       皇家植物園的植物標本館，是一塊吸引科學家從事研究的磁石。從它的收藏中，研究人員能找到對抗健康殺手的潛力股。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栗豆樹(Moreton Bay chestnut ﹝Castanospermum australe﹞)，它是澳洲的原生樹種，種子內含有栗樹精(castanospermine)，可以抑制一些特殊酵素，包含病毒複製過程中所需要的酵素，因此它也被廣泛地用來治療愛滋病。

       面對當地人民與專家學者的權利，皇家植物園一直小心翼翼地拿捏雙方的平衡。皇家植物園與約一百個國家的在地社區進行合作，這些地區仍舊相當倚重傳統藥草的醫療方式。西蒙茲說：「這是個雙贏的局面。這些藥草會是未來最有可能發展成新藥的希望；且若當地的植物被開發成新藥，當地社區也會因此獲益。然而我們也不能只專注在藥物發展這一件事上，還必須同時兼顧對當地社區的尊重，並協助保育他們的自然資產。」

       在某些特定地區，比如漠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大部分人民、尤其是住在鄉村更為貧窮的居民，對傳統藥草的倚重，更甚於來自「大藥廠」的藥物。西蒙茲承認：「相較於現代藥物，有些地區的人們似乎更相信傳統草藥。進一步了解這背後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現代醫療中，一些商品化的藥物對人們幫助很大；尤其是疫苗的施打，如果他們拒絕，就很可能遭受非必要的死亡。」

       保存當地傳統藥草的知識，與保存藥用植物本身同樣重要。舉例來說，在迦納(Ghana)的某些社區，對傳統藥草的認知有著很大的落差。在二十八歲到五十七歲的年齡層中，仍有相當比例的人知悉這些藥草醫療知識；可是在十八歲到二十七歲的年齡層中，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知道這些知識。「越來越少年輕人會注意到傳統草藥，特別是住在城市裡的人，」西蒙茲說。「相反地，有些村落還留有一些耆老，保有辨識高品質藥用植物的專業智慧。」

       假如我們能從傳統藥草研究中獲益，那麼一定要確保在全新的、透明的策略下，這些利益能夠共享。當地的人們必須享有利益，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守護著這些有醫療效用的植物；研究人員也得享有利益，因為他們讓人們更進一步瞭解植物如何能做為藥物使用；還有藥廠，藥廠在前兩者的引領下投資新藥的開發，使人們有安全的藥物可用。

第17章

生物多樣性大揭密

UNLOCKING BIODIVERSITY

       在皇家植物園標本館一樓，沁涼的圖書館牆上裝設了一排窗戶，讓訪客得以一窺受嚴密溫濕調控的諾大貯存室裡保存的大量稀有藏書。這些藏書是圖書館最珍貴的一些皮革裝訂書籍，有些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後期。牛津植物學家約翰‧希索普(John Sibthorp)和著名的奧地利植物插畫家費迪南德‧鮑爾(Ferdinand Bauer)在一八○六到一八四○年間出版的十卷分裝《希臘植物誌》(Flora Graeca)也在其中。兩人於一七八六到八七年的兩年間，在東地中海航行從事學術考察，但之後卻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整理、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由於技術上和財務上的困難，當時只能限量出版六十五套。然而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這部書在當時被認為是植物學的空前鉅作，在市場上取得很好的銷售成績。精緻的書頁令人愛不釋手，優美的版畫更成功捕捉了他們所發現的每一個物種。

       雖然這些植物誌製作非常精美，有著漂亮的手繪全頁插圖，但真正重要之處不在於這些金錢或歷史上的價值，而是它們所記錄的生物多樣性。這些植物誌是我們開始描述特定區域裡所有物種的最初成果，也成為我們對待地球資產的態度轉捩點。它們也是我們評斷已知物種在特定地點存活或消亡的基礎。儘管這些書卷一開始是為上流社會人士所出版，用來在同儕間炫耀這些從全球收集來的知識，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這些地區性的植物誌成為科學上最實用的紀錄工具。

       時至今日，製作植物誌仍是皇家植物園的基礎工作之一。「植物誌」一詞是指生長在某一地理區域裡，所有野生植物物種(有時也包括外來種和入侵種)的紀錄。目的是讓讀者能夠辦認出這些物種。雖然植物誌原文為「Flora」，但內容通常也包括了針葉樹、蘚苔和蕨類等非開花植物。

      在過去，植物誌都是裝訂成卷，包括便於攜帶至田野地辨識植物的小開本「田野植物誌」(Field floras)，以及適合在家仔細研讀的大部精裝詳盡植物誌。如今考量經濟效益和實用性，許多現代植物誌都已上傳網路或製成電子書，讓無法親自造訪植物學圖書館的讀者們也能使用；同時也能在小型的手持設備上開啟，方便在田野地隨時查找資料。

*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論文〈談真菌孢子的萌芽〉被「放在桌上」，就是林奈學會中所說的「被接受但沒經過公開討論」階段。此段文章摘錄於

《Beatrix Potter: A Life in Nature 波特小姐和彼得兔的故事》一書。

* 松塔牛肝菌(學名Strobilomyces strobilaceus)，1893年9月3日畫於Eastwood。碧雅翠絲在這張圖背面畫了一張地圖，像麥金多斯指出她是在哪裡發現及畫下這種稀有的真菌。(蘇格蘭柏斯博物館及藝術畫廊慨允借用)

*  毛地黃(Digitalis purpurea)

*  烏頭(Aconitum napellus)，是莎士比亞劇作裡家喻戶曉的角色──羅密歐用來自殺的毒藥。

──延伸閱讀《Beatrix Potter: A Life in Nature 波特小姐和彼得兔的故事》

── 內容摘錄自《 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 PLANTS FROM ROOTS TO RICHES》一書；除非另行註明，書中所有圖片的版權皆屬英國皇家植物園信託委員會所有；分享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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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巡禮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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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植物標本的無限可能

PRESSED PLANTS AND POSSIBILITIES

    皇家植物園一間玻璃隔間的會議室裡，一群植物學家熱切地檢查一疊奈及利亞的太陽報。他們對頁面上微笑的非洲時尚達人不感興趣，反倒專注於那些躺在摺疊的報紙間、有著壓平了的枝條、樹葉和花朵的乾燥標本。皇家植物園潮濕熱帶團隊(非洲)的分類學家們，與英國及當地同仁們一起，在奈及利亞的加沙卡古姆蒂國家公園(Gashaka Gumti National Park)採集了這些標本，並帶回倫敦西部。這些標本中可能包含稀有或未知的物種，也可能包含能製成重要藥物的植物，但在它們被正確辨識出來之前，沒有人知道結果。要瞭解更多關於此公園的植物相，這件工作非常急迫，因為它的森林已經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今天的會議要把標本分別歸類到各自所屬的科別內，這是解開其奧秘的第一步。這項工作完成後，各種植物會被分別交付給相關的分類學家鑑定屬別和種別，貼到無酸紙上後歸檔，進入科學上的正確位置──由皇家植物園七百五十萬份標本所構成、巨大乾燥植物的「家族樹」中。

       植物標本館是保存標本的所在。這批標本已經壓平、乾燥、並貼在紙上，或保存於充滿酒精的玻璃瓶中。植物標本館的存在，正是植物園與其它類型園林最大的不同點。

       最早的植物標本館被稱為「乾燥花園 (horti sicci)」，源於十六世紀義大利的新藥用植物園，由上面貼有乾燥植物的紙張裝訂成冊，集結而成。漢斯‧斯隆 (Hans Sloane)於一七五三年捐贈給大英博物館的壯觀植物標本收藏品，也是採用這種保存方法。然而，十八世紀出現了許多新物種──眾多探險旅程所造成的結果──而且有了新的林奈氏分類法，使用散裝紙張變得比較方便；當有新品種或新分類規則出現時，可以隨時加入紀錄。約瑟夫‧班克斯的植物標本館就是採用此形式。  

       植物標本館與圖書館或博物館不同的特色之一是：一間管理完善的植物標本館，標本存放的位置會不時更動，以符合對植物親緣關係最新的詮釋。一間靜止的植物標本館，只能算是收藏死去植物的博物館；真正的植物標本館，是個活生生的研究工具。

        皇家植物園的植物標本館是全世界最大的標本館之一，每張臺紙上只展示一個物種的單一標本。同一屬(科以下的分類層級)的物種被歸檔在同一檔案夾裡；接著，同科不同屬的各個檔案夾，會被一起放進這個科別專用的檔案櫃裡。而皇家植物園的分類學家，則利用他們對全球植物多樣性的專業知識，確保每一個物種都能和它們的近親一起被歸檔在正確位置。如此一來，想要瞭解某種特定植物屬性的科學家們，就能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相關標本。館內的標本來自世界各地，由各式各樣的人們在過去數百年間陸續收集而來，形成一間皇家植物園工作用的重要參考圖書館。植物標本館館長大衛‧辛普森 (Dave Simpson)即表示:「我們最古老的標本可以追溯到西元一七○○年，但大多數的標本都來自十九世紀中葉。」

       皇家植物園裡的古老標本，例如班克斯的那些植物標本，與現代標本的主要差異在於標籤品質的不同。現代的標籤上充滿了各種資訊，包括此植物的採集位置及其周遭的生態環境。標籤上也會包含此樣本無法明顯提供的植物細節，例如樹高或花朵原本的顏色；相反地，一份古老標本的標籤上，如果有任何紀錄，可能也只標示了採集的年分或國家。

    皇家植物園植物標本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八四○年、植物園的所有權由皇室轉移到政府之時。到了一八三○年代，歸功於班克斯，許多英國殖民地都已成立植物園，但他們的成立原因卻各有不同。有些是出於當地首長對植物學的熱情，有些植物園的成立卻僅僅是為了替罪犯提供工作。一八三八年，約翰‧林德利 (John Lindley)──倫敦大學學院的植物學教授，也是倫敦園藝學會的助理秘書──寫了一份關於不同皇家園林的報告給政府，這些園林在喬治三世與班克斯於一八二○年雙雙過世之後不斷沒落。為了節省預算，英國財政部還曾質疑這些皇室園林是否真有存在的需要。

    然而，林德利沒有接受關閉植物園的意見，反而提出要將皇室贊助的皇家植物園改為由政府預算補助，「以促進整個帝國的植物科學。」他相信，如果由皇家植物園統一管理，大英帝國海外的雜牌軍植物園應可為醫藥、商業、農業和園藝帶來莫大助益：「它們都應該受植物園園長的掌控，與他同步作業，透過他彼此合作，持續向母園回報工作進度、說明所需並接收物資，然後利用植物界中所有有用的一切，來幫助祖國。」

    為了要調查不同植物資源所蘊含的商業財富，政府需要皇家植物園來找出哪些植物可能具有商機、而它們又生長在哪裡。林德利曾在班克斯的倫敦宅邸中工作過，利用班克斯的收藏品來進行玫瑰的分類，他在這份報告中要求建立「一個龐大的植物標本館及藏書可觀的圖書館」，以協助鑑定和命名植物。政府派來將皇家植物園發展成國家植物園的人選威廉‧傑克遜‧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以非常認真的態度看待林德利的報告。胡克是位敏銳的植物收藏家暨分類學者，年僅二十歲便已鑑定出他第一個尚未為英國所知的新品種── 無葉煙桿蘚(Buxbaumia aphylla)。當一八四一年出任皇家植物園園長時，他帶來了自己的標本館和圖書館，並占用了住所「西園(West Park)」好幾個房間。他對自己的目標極富野心：「我下定決心，將不惜任何代價，盡力讓我的植物標本館成為歐洲的私人收藏中最豐富的一個。」

        隨著時間過去，胡克鼓勵其他植物學家和機構出讓收藏品，以成立皇家植物園所屬一個單獨的植物標本館。一八五二年，植物學家暨旅行家威廉‧伯姆菲爾德(William Bromfeld)收藏的植物標本率先被正式收購；兩年後，植物學家喬治‧邊沁(George Bentham)用鐵路送來了四大貨櫃的標本；然後在一八五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捐贈了幾批數量龐大、但有部分受到害蟲或濕氣破壞的植物標本。

       有許多來到皇家植物園的植物標本，是個別植物學家寄給胡克的。在十九世紀初期，薪水很低的兼職博物學家與富裕的獨立研究者間彼此通信，是很平常的現象。兼職學者往往無法負擔昂貴的自然史專書，也無法進入相關的博物館，但兩者卻都是從事標本分類所必需的；因此，他們試圖和能取得這些資源的「仕紳」收藏家們建立友好關係。藉著這種方式，兼職學者以他們在居住地所採集的樣本，換取與他們所選擇科目有關的知識。而在與這些紳仕收藏家較勁、切磋相關知識和技能的過程中，這些學者也可獲得一定的地位。

    在胡克的一生中，他熱衷於和別人分享發現新事物的快感，並鼓勵許多植物學家和他通信。為了追求科學真理，他跨越了嚴格的社會鴻溝，許多被他提到的蒐集者都是勞工階層的工匠，往往投身於研究像他們自身一樣被社會所忽略的微小植物，例如苔蘚和地衣。這些滿懷熱忱的植物達人仔細搜查他們居住的地區，尋找不尋常的植物，然後在無法確認某種特定標本時，謙恭地諮詢胡克的意見。威廉‧班特利(William Bentley)，曼徹斯特附近羅伊頓(Royton)的一個鐵匠，戰戰競競地這麼寫道：「懷著微渺的信心，我藉這封信試圖接近您......在植物學的浩瀚領域中，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工人們沒有任何人可以追隨，﹝所以﹞我們把您當作是科學上的父親，必會將所有的困難都擺在您面前。」

    胡克的通信網遠遠延伸到故鄉之外。一些熱心的博物學家從澳洲附近的範迪門地(Van Diemen's Land，現在的塔斯馬尼亞)寫信給他，當時此地已被英國殖民，並在一八○三年成立流放殖民地。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島上鬱鬱蔥蔥的溫帶雨林出產了豐富的新植物標本。流放罪犯管理員暨多產的植物採集者羅納德‧坎貝爾‧昆恩(Ronald Campbell Gunn)，在一封寫於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寄給胡克的信上，坦承自己在辨別及命名植物上的困難：

       我現在越來越急著想要認識那些常見植物之外、新的或尚未被描述過的植物──它將使我在採集植物時知所取捨，而且有很多屬別我甚至還不熟悉。巴克豪斯﹝詹姆斯‧巴克豪斯(James Backhouse)，一位曾拜訪澳大利亞罪犯殖民地的博物學家﹞常說「就算幫植物取錯名字也好過沒有名字」，但我並不傾向於遵循這個原則，因為我覺得一旦幫植物取了錯誤的名字，這些名字往往會執拗地流傳下去──而沒有名字的植物們，早已準備好要被正確地命名。

       一八三二年到一八六○年之間，昆恩寄給了胡克數百個標本，要求交換能幫助自己增進知識的參考書：「你寄來的各種領域的書總是不會錯的──植物醫學，以及等等之類的。我所擁有的植物學知識，讓我對後者那類書甚有興趣。」

       多年來，隨著胡克的忠實通信者寄來成箱成箱的標本，他的植物標本館不斷壯大。一八五三年，這批收藏隨著胡克從「西園」搬進了「獵人之家(Hunter House)」,這是泰晤士河畔的一幢獨棟房屋，以前是漢諾威國王的舊居。一八六五年胡克去世後，政府以一千英鎊的代價買下了他私人的植物標本收藏，併入皇家植物園的收藏當中。一八七七年，「獵人之家」加建新的側翼以容納這些收藏，但空間仍然是個問題；正如一八九九年，皇家植物園園長威廉‧西塞爾頓‧戴爾(William Thiselton-Dyer)對工程處(Office of Works)所解釋的：「我無法控制皇家植物園標本館的擴張，因為我無法控制帝國的擴張。新領域的科學研究，是隨著帝國版圖擴張而增長的。」一九○二年至一九六八年間「獵人之家」已經又增建了三翼，並在一九八八年進一步擴建為方庭(quadrangle)。

    二○○七年，隨著標本仍以每年三萬五千件到五萬件的速度持續湧入，皇家植物園委託愛德華‧考利南建築師事務所(Eaward Cullinan Architects)興建一座占地五千平方公尺、附有氣候控制系統的新建築，以容納圖書館和部分的標本館。此設計旨在防範洪水和蟲害，在未來五十年內應可為植物標本們提供足夠的收藏空間。

    如今，植物園有著嚴格的規範，規定新來的標本該如何從新大樓兼具木質與玻璃結構的弧形大廳，抵達標本館龐大植物檔案系統中的正確位置。一開始它們被儲存在特製的黑色架上，所有內含植物材料的包裹都從大廳右轉，通過雙層門進入皇家植物園的「汙染區」。在這裡，有三天時間它們被冷凍在攝氏零下四十度低溫的大型步入式冷凍庫中，以殺死任何能啃食植物的害蟲，像是窄斑皮蠹(Trogoderma angustum)這種甲蟲和它們的卵。之後，這些標本才能被帶進相鄰的標本管理組(Collections Management Unit，CMU)內打開。新進的每一個樣本都會被標上一個獨特的號碼，以此追蹤樣本在標本館內的行進路徑。彩色標籤標記了這些包裹是剛被歸還、亦或即將出借的標本；是等待寄出的禮物、還是需要進行鑑定並收藏於標本館中的新樣本。

        初來乍到的標本可能要花上長達一年的時間，才能正確地在標本館中歸檔；但即便被歸入某個特定的檔案夾，它們也可能不會在裡面待太久。隨著植物親緣關係的新資訊出現，標本在標本館中的位置也會隨著這些研究結果而更動。特別是DNA技術的最新發展，促進了標本館中的某些重大改組。一八六九年，標本館內的標本是根據威廉‧胡克的兒子約瑟夫和植物學家喬治‧邊沁所設計的分類系統來擺放。這個系統反映了當時對植物演化關係的觀點，比起林奈時代已有相當大的改變。近年來，歸功於分子特徵和DNA基因定序的研究，我們對植物親緣關係的知識也有了顯著的增長。

       目前標本館的標本排列方式，根據的是一套新系統APG III(APG代表被子植物系統發育小組，這是一個植物學家的非正式網路，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形成，目的是使用DNA定序的結果，來產生被子植物或開花植物科別分類的新系統)。這種改變產生了一些令人吃驚的新關係。例如，當標本館檢查並鑑定生長在亞洲熱帶地區的新進植物標本時，發現大王花(Rafflesia)──它所開的花是世界所有植物當中最大的，直徑可達一公尺，聞起來像是腐爛的肉──和聖誕紅(Euphorbia pulcherrima)有親緣關係，然而聖誕紅卻是世界上花朵最小的植物之一。紅色的「花瓣」，實際上是圍繞著花的苞片。

       只要繞著標本館走一圈，就可以清楚看見標本館多年來朝有機模式發展及轉變的成果。在這棟有著落地窗的新大樓內，現代分類學家所採用的高科技工具和技術均能採行。同時，標本館最古老的側翼，仍有著華麗的紅色螺旋梯、挑高天花板和實木嵌鑲地板，讓人想起大英帝國時期、那段世界上大部分植物群都還不為人知的時光。

       個別的植物標本，同樣反映了皇家植物園的悠久歷史。在標本館的某個檔案夾中有著多年生禾本科植物小舌早熟禾(Poaligularis)的三株乾燥稻莖，其中至少有一株是一八三一年至三六年間達爾文隨小獵犬號遠航巴塔哥尼亞(Patagonia)時採集的。這些植物玉米色的糾結葉片牢牢地黏在臺紙上，莖的上端有著完整稻穗。達爾文在這張標本上手寫了註釋，標記採集位置：「巴塔哥尼亞海岸，布蘭卡港(Bahia Blanca)，一八三二年十月初，C.Darwin。」這份標本貼在威廉‧胡克標本館的招牌藍色臺紙上，上面印有「一八六七年胡克植物標本館(Herbarium Hookerianum)」，那是這些標本正式納入標本館館藏的時間。

    後來加註上去的還有皇家植物園的條碼，這顯示此標本已被數位化，以便植物學家從全世界任何角落連線查詢。如同標本館助理館長比爾‧貝克(Bill Baker)所解釋的：「達爾文的原始標本還是非常有用的；你仍然可以剝離下一朵小花並將其煮沸﹝補充水分以供查驗﹞。重要的是，不要把這些乾燥植物僅僅視為是歷史文物。這是皇家植物園三十五萬份『模式標本』﹝描述新物種時所依據的原始標本﹞中的一份。『模式標本』永久的模式化、並固定了物種的名稱。雖然在科學上不一定重要，模式標本卻是我們用來組織並管理植物命名的方法。」

       出於對秩序和層級結構的熱愛，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在一百五十年前開始建立皇家植物園的標本館。對他們來說，世界是透過一個神聖系統，來區分為貴族、商人與勞工階級；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基督徒及異教徒。他們認為植物也有著相同的秩序，而植物標本館被視為是這種層級結構的具體表現。

       隨著這些年新樣本不斷加入，標本館已經發展到遠超過那些精心歸檔的部分。它的組織師法植物的親緣關係，讓植物學家得以歸納出植物間的關聯性；也只有在此處才能被發現的關聯性。舉個例子來說，一九八○年代末期，科學家們正在尋找用來治療愛滋病的新型抗病毒藥物。他們在栗豆(Castanospermum australe，別名澳洲栗)中發現了一種很有希望的化學物質；這是一種澳洲東部特有的樹木，但是族群相當稀少。當科學家向皇家植物園詢問這種樹有沒有哪個近親，可能拿來生產相同或類似的藥物時，植物園的分類學家指出有一種更容易取得的南美洲物種，其含有完全相同的化學物質。如果沒有標本館的資源，很可能根本不會有人想到要往南美洲找。

    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時，標本館也非常有用，因為每個樣本上都有一些關於植物本身和採集地點的植物學資訊。在現代標本中，這些資訊包括了用全球定位系統收集來的、高度準確的位置數據。隨著氣候變化影響植物的生命週期，這組數據對於辨別植物棲地分布的變化來說非常寶貴。正如貝克所解釋：「最關鍵的一點是，標本館記錄了哪些植物曾經出現在哪裡，讓我們得以看出它們的分布是否隨著時間發生變化，或因棲地的破壞而縮小。如此，我們得以量化物種面臨滅絕的危險性。」

       回到那個試著將標本歸入不同科別的會議裡，潮濕熱帶團隊(非洲)的負責人馬丁‧齊克(Martin Cheek)有條不紊地工作，試著辨別一株莖部有卷鬚纏繞的乾燥標本。這項特徵顯示，此植物只可能來自下列三科：葫蘆科(瓜類)、葡萄科、或是西番蓮科。查看卷鬚所在位置的細節及果實後，他判斷這株植物應該屬於葫蘆科。這種耗時的工作需要相當多的經驗，是保育非洲多樣植物相的關鍵。一九九五年至二○○三年間，在鄰近的喀麥隆所進行的類似採集取得了兩千四百四十種植物，其中有十分之一對科學界來說是新品種。

       這些標本，加上館內那些可以追溯到胡克時代的標本，讓皇家植物園的科學家們得以辨識下述物種：根據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所制定的評估標準，在這兩千四百四十種植物當中，有八百一十五種是受威脅物種」。皇家植物園的地圖顯示，含有高密度瀕危物種的區域與現有的國家公園區域並不相符，因為原本的國家公園不是為植物、而是為動物所設立的。因此，喀麥隆政府另外成立了占地二萬九千三百二十公頃的巴克斯國家公園(Bakossi National Park)，以保護這個新發現的生物多樣性熱點。正如齊克所解釋的：「在我們開始這些工作之前，喀麥隆的這個地區根本不在任何保育地圖上；但在我們完成工作的時候，這個區域已經成為熱帶非洲地區數一數二的植物多樣性中心。」

 誕生於維多利亞時期蒐集熱潮的皇家植物園標本館，如今已成為保育世界植物相的一項重要工具。

*查爾斯‧達爾文採集的小舌早熟禾植物標本，上頭有他的簽名

* 威廉‧傑克遜‧胡克 (William Jackson Hooker )是皇家植物園首任園長

── 內容摘錄自《 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 PLANTS FROM ROOTS TO RICHES》一書；除非另行註明，書中所有圖片的版權皆屬英國皇家植物園信託委員會所有；分享請註明出處。

The Songs of Trees

Stories From Nature's Connectors

樹之歌

紅杉與美西黃松

    柏拉圖是試圖透過美來追尋那不存在於人類混亂的政治與社會中的不變真理，但生態的美感與道德卻源自生命共同體內的關係，是會隨著環境而改變的。然而當這個網絡內的許多成員都做出類似的判斷，我們就有可能得出一個近乎普遍真理的法則。

    事實上，樹木裡也有聲音，只是音調太高，人的耳朵無法聽見。這些超音波聲響能顯示樹木內部的輸水情況。由於植物的榮枯往往取決於水的多寡，因此我們可以藉著用超音波「竊聽」水在枝幹裡流動的聲音，了解樹木的狀況。

    每一片樹葉的表面，包括美西黃松的針葉，都散布著成千上百個點狀小孔。這些小孔被稱為「氣孔」，是氣體進出葉子的門戶，由兩個唇狀的細胞組成。這兩個細胞就像兩片迷你的嘴唇一樣會噘起或張開，藉此控制氣孔的開闔。當它們分開時，空氣就得以進入葉子內部，提供二氧化碳給負責為植物製造養分的光合細胞，水蒸氣也得以從氣孔中擴散出來，使葉子變乾，並將根部的水往上吸。這時，土壤如果處於潮濕的狀態，就不會有問題。但若土壤處於乾燥的狀態，葉子就無法從根部補充水；這時，它們就必須將氣孔關閉，以防葉子內部因太過乾燥而受損。因此，當水缺乏時，空氣也無法進入葉子內部，供它製造養分。所以，沒有水分，光合作用就無法進行。

吉貝樹

    雨。每隔幾個小時，雨水便從天而降，述說著這座森林特有的語言。亞馬遜森林的雨與眾不同，不僅量多(每年三千五百毫米，是多雨倫敦的六倍)，也有它獨特的語彙和句法。森林樹冠層上方的空氣中，充滿了肉眼不可見的孢子和植物化學分子。水蒸汽會在這些孢子和化學分子上逐漸聚集並膨脹。亞馬遜森林的每一小匙空氣所含的這類粒子只有一千個多一點，密度低於其他地區的十分之一；在人口大量聚集的地方，被人類的引擎和煙囪排放到天空中的粒子多達幾十億個。我們的工業就像那些正做著沙浴的鳥兒一般，猛力的拍動翅膀，揚起一陣塵埃。每一個汙染微粒、土壤的塵埃、或樹木的孢子，都有可能成為一滴雨水。亞馬遜森林面積遼闊，大部分林地上方的空氣裡都是森林所排放的物質，而非人類工業活動的產物。非洲的塵土或城市的霧霾有時會被風吹到這裡來，但大致上亞馬遜森林的雨水有著自己的語言。由於粒子較少、水蒸氣充足，這裡的雨滴格外碩大，聲音也比大多數地區的雨水更加厚重。

    我們聽到的雨聲並非來自靜靜降落的水，而是雨滴遇到各種物體後所發出的聲音。雨水是天空的聲音，被它所遇到的物體翻譯成各種不同的語言。就像所有的語言一般，雨的聲音也有各種不同的表達形式，更何況此地的雨水如此豐沛，等待著它的「譯音」又是如此之多。在這裡，你會聽到傾盆大雨讓鐵皮屋頂吱吱震動的聲音，雨滴落在千百隻掠過天空的蝙蝠的翅膀上、濺碎後落入下方河流的聲音，以及水氣濃重的雲朵沉落樹梢，把葉子弄濕時所發出的類似蘸了墨水的毛筆碰觸紙面的聲音。

    然而，把雨的語言演繹得最為精采的還是植物的葉子。亞馬遜森林是地表植物種類最多的地區，一公頃的土地上就有超過六百種樹木，比整個北美洲加起來還要多。

     對於瓦奧拉尼人而言，在森林裡迷路 (尤其是在夜晚獨自行動時)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即使熟諳森林的老手也視此為畏途。萬一真的迷了路，瓦奧拉尼人會找一棵吉貝樹，把它變成一個「重低音喇叭」。他們的做法是：用力敲打樹木的板根，讓整個樹幹震動、發出極其低沉的聲音，藉此召喚朋友和家人前來救援。由於吉貝樹樹型高大，因此它所發出的聲音會比人的叫喊聲更大；親友聽到空氣中傳來的震動，便會前往營救。這種訊號對走失的兒童特別有用，因為他們的家人都知道吉貝樹所在的位置，因此那聲音除了示警之外，也能發揮引路的作用。除此之外，獵人和戰士在打到獵物或殺死敵人時，也會利用吉貝樹傳達訊息。因此，吉貝樹不僅是森林中許多生物聚集的中心，也能成為人們聯絡的管道，救人性命。難怪它會成為瓦奧拉尼族創世神話中的生命之樹。

槭樹

      「你拿著這兩塊槭樹木頭，告訴我哪一塊的聲音比較好。」他把這兩塊厚木板塞進我手裡。每一塊都像一本厚書那麼重，而且都被砍成了楔形，表面粗糙得會刮手。它們將被眼前這位樂器師傅做成小提琴的背板。此刻，這兩塊木頭在我的手中安靜無聲，一動也不動。我遵照樂器師傅的囑咐，用指尖按住它們，開始聆聽。

      「是我左手的這一塊。」我說，接著又有些猶豫，因為我那慣於分析的頭腦告訴我：怎麼會有差別呢？你瞧瞧這兩塊木頭，它們根本都一樣。但我的手部皮膚卻感受到了差異。當我的手移動時，木頭會微微震動，我的皮膚感覺到反彈的震波。左手的那塊木頭感覺比較清晰一些。

      「一次拿起一塊，敲一敲，然後注意聽。不，不是這樣的。要用左手拿著它的右上角，在你的手腕底下晃動。現在，再敲一敲左下角。要用你的指腹敲，你的指節是聽不到的。」於是，我手指表皮下的觸覺受體開始甦醒了。

       當低頻的震動傳過我的皮膚時，會碰到梅斯納氏小體(Meissner's Corpuscles)的頂端。這些小體是一個個的圓錐狀組織，由皮膚細胞堆疊而成，外面包有一層薄薄的護膜。有一根神經就從這一層層的細胞中蜿蜒穿過。這些小體位於皮膚的表層下，因此可以感受到極其輕微的碰觸。

       當震動傳來時，小體裡的那根神經就會被激發，進而放電。同時，這些震動也會刺激我的指紋隆起處和指背毛囊裡的圓盤狀默克氏細胞(Merkel cells)。只要有一股輕微的力道將我的皮膚往下壓，哪怕只移動千分之一毫米，這些默克氏細胞就會開始震動，而這些較高頻的震動又會啟動另一組受器，那便是巴氏小體(Pacinian corpuscles)。這些巴氏小體的頂端如洋蔥，嵌在我的手指皮膚深處。每一個洋蔥都是由幾十層同心圓狀的薄膜組成，而且每一個小體的中心都有一根神經，等著接收皮膚被觸碰或深壓時所傳來的震動。在皮膚的表層 之下，還有一種紡錘狀的路氏小體(Ruffini corpuscles)，它們橫躺在皮膚內，負責感受滑行式的移動或持續的壓力。在這些球狀、圓盤狀或紡錘狀的受體之間，還有一根根游離的神經蜿蜒散布於皮膚內，等著接收各種震動。

       就像我們的口腔可以分辨食物或酒的滋味，我們的心智可以理解話語的含意，我們的皮膚裡面也有許多受體可以區別觸碰的感覺。這些受體細胞和來自內耳的神經纖維相連，會將它們「聆聽」的結果送入人體的神經系統。此刻，我的心智正試著分辨、形容這兩塊槭木的觸感和聲音。它們摸起來感覺一樣，敲擊時所發出的聲音也相同(至少我的心智在聆聽我的手和耳朵傳來的訊息時是這樣想的)。兩者沒有區別，但感覺還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樣。第一塊木頭的聲音明亮、開闊而緊實。第二塊也非常相像，但聲音稍微比較粗濁。

槭樹二號

       工作台上躺著幾把勺子、指刨和鑿子。樂器師傅從一床木屑裡拿起了兩片木板：一片是小提琴的背板，另一片則是面板。那背板散發著素面槭木特有的甜香，面板的氣味則比較酸澀渾濁，有如乾燥的雲杉。比起剛才那兩塊木頭的重量，這兩片板子輕得像羊皮紙一樣。但羊皮紙很會吸音，正好是槭木的相反；唯有槭木才能讓小提琴的聲音清澈明亮。

       那背板和面板都是取自樹木的薄片，精美而細緻。它們之於小提琴，就像空氣之於飛鳥。我的拇指和食指訝異於它們聲音中的速度與力度。在那樂器師傅的巧手下，樹木有了日本木匠所謂的「第二生命」，而且這個生命或許可能像它們之前的生命那般綿長而豐富。

槭樹一號

       一整個夏天，森林裡都可以感受到細枝的脈動。透過裝在其他枝條上的感應器，我聽到各種不同的節奏。那些沒有活力的枝條(位於樹冠低處，曬不到太陽) 脈搏很弱，一整天幾乎都沒有什麼變化。那些日照充足的枝條則有著強勁的「舒張壓」和「收縮壓」，那是森林裡聽不見的歌聲。

槭樹二號

     「這是我父親製作的最後一把小提琴，還沒有完工。我把它放在這兒。你拿著。」在我們說話的當兒，那小提琴的背板和面板開始有了生氣，回應著我們所說的每一個音節。它們那弧形的肌膚迎向空氣的愛撫，並以顫動來回應。

備註：

․槭樹一號:

...................

美國田納西州，塞瓦尼市

․槭樹二號:

...................

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市

─── 內容摘錄自《 樹之歌- The Songs of Trees - Stories From Nature's Connectors》一書；本文章之圖片轉載自網路；分享請註明出處。